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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元素影響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創作

   日期:2019-03-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媛     瀏覽:25     評論:0    
核心提示: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歷經浸染、磨合、融入,最后與儒道三教合一,完全本土化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其發展演進歷程,在中國古代通俗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歷經浸染、磨合、融入,最后與儒道“三教合一”,完全本土化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其發展演進歷程,在中國古代通俗文學中也留下了非常明顯的痕跡。
 
  六朝崇佛之風盛行,從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感嘆中可見六朝佛寺發展之繁盛。中國古代通俗文學與佛教的聯系,濫觴于六朝的志怪小說。干寶《搜神記》“偶有釋氏說”,自此佛學開始滲透到中國通俗小說寫作中;梁代吳均《續齊諧記》載有“陽羨鵝籠”故事一則,從中可以看出自印度傳入之佛教對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顯著影響。故事非常離奇:“陽羨許彥負鵝籠而行,遇一書生以腳痛求寄籠中。至一樹下,書生從口中吐出器具肴饌,與彥共飲,并吐一女子共坐。書生醉臥,女子吐一男子。女子醉臥,男子復吐一女子共酌。書生欲覺,女子又吐錦帳遮掩書生,即入內共眠。男子另吐一女子酌戲。后次第各吞所吐,書生以銅盤一贈彥而去。”事實上,此故事情節直接取材于佛經。《譬喻經》有“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子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不同的是,《續齊諧記》把《譬喻經》中“梵志作術”改為“陽羨書生”,在內容上也轉向表現社會的世俗問題。
 
  魯迅認為,“釋氏輔教之書,《隋志》著錄九家……今推顏之推《冤魂志》存,引經史以證報應,已開混合儒釋之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顏之推是正宗儒學傳人,其《顏氏家訓》為中國人所熟知,但其志怪小說《冤魂志》開“混合儒釋之端”,可見佛學在中國小說萌芽階段就已經開始對之浸染、滲透。因此,我們可以將六朝之鬼神志怪小說視為中國通俗文學與佛教聯姻的發軔。
 
  從初唐的崇佛到韓愈《諫迎佛骨表》公開反對佛教,及至唐武宗滅佛,佛教在唐代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唐代變文、傳奇是通俗文學與佛教聯姻發育期的文學生產形態。作為唐代說唱伎藝轉變的底本,變文是在佛教僧侶所謂“唱導”的影響下,繼承漢魏六朝樂府詩、志怪小說、雜賦等文學傳統逐漸發展成熟的一種文體。唐代早期的變文是以“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的講經形式和民間說唱形式相結合來演繹佛經神變故事的。它同唐前期繪畫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變相”一樣,首先出現于佛寺禪門,是把佛教經典藝術化、形象化的產物。僧人為了使深奧的佛理經義通俗化,招徠更多的聽眾,于是逐漸加進了一些歷史故事和現實內容,即所謂“商榷經論,采撮書史”。據梁釋慧皎《高僧傳·唱導論》敘述,僧徒宣揚佛理“如為出家五眾,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為君至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同。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眾,又能善說”。所以,這種文體的特點是有說有唱、韻白結合、語言通俗、接近口語,題材多選自佛經故事。張中行指出,唐五代變文的“故事內容不管是用什么體裁表現的,往往會提到僧徒、寺院、修持、神通、菩薩、羅漢,乃至閻羅、地獄、鬼魂、報應等等”。來源于佛經故事的唐代變文散韻結合、長于鋪陳,創造出人神混雜的世界,后世明代神魔小說直接承接于此。
 
  唐傳奇在中國古代通俗小說中具有特殊地位,作者產生了小說創作的自覺意識。唐代傳奇的兩大代表人物元稹與李公佐的小說帶有更明顯的佛學影響痕跡。元稹《鶯鶯傳》講述的崔張故事發生的背景在佛寺普救寺,李公佐《南柯太守傳》中黃粱一夢的故事更是透露出佛教“空”“幻”的觀念。《鶯鶯傳》《南柯太守傳》進而影響了元明戲曲,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南柯記》均源自這兩部傳奇。
 
  宋代援儒道入佛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無論是王安石的新學,還是蘇軾父子的蜀學,抑或是程朱理學,“儒表佛里”成為各派學說的共同特點,即在正統儒學的外表下都暗含著佛家的因子。這種思想現實在通俗文學中的表現,即宋元戲曲話本與佛教已經融為一體。眾所周知,佛印是著名佛教界人士,蘇軾是佛學造詣很深并與佛教界人士關系密切的文學大家。人們據此創作了大量戲曲、小說,如元代昊昌齡《花間四友東坡夢》以蘇軾貶謫黃州后的經歷展開故事,蘇軾欲用計迫使佛印還俗,共到官場為黎民蒼生分憂,不料反遭佛印算計,于夢中與花間四友歡情一場。蘇軾夢醒時方覺南柯一夢,乃至大徹大悟,覺得紅塵俗事、功名利祿、風花雪月都是一場空。僧人佛印的世俗化和士人蘇軾的佛心佛性在劇中得到了真實的再現。除此之外,表現佛印與蘇軾之間交往故事的戲曲小說還有元代楊景言的雜劇《佛印燒豬待子瞻》、明代陳汝元的傳奇《金蓮記》;小說則有《五戒禪師私紅蓮記》《東坡佛印二世相會》《東坡佛印二世相會傳》《明悟禪師趕五戒》《佛印師四調琴娘》等,其中佛教因素的滲透影響顯而易見。
 
  明清時期,佛教已經擺脫了外來者身份和標簽,儒釋道“三教合一”成為社會精英與民間的普遍共識。這在明清之章回小說中表現得尤其明顯。神魔小說《封神傳》就是這種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其間時出佛名,偶說名教,混合三教,略如《西游》” 。
 
  除了“混合三教”,“因果報應”也成為中國古代人情小說續書的基本模式。明之人情小說《金瓶梅》是明代所謂“四大奇書”之一,清代丁耀亢的《續金瓶梅》,卷首即有《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主旨無非講因果報應。正如魯迅所言:“《續金瓶梅》主意殊簡單……俱述他人牽纏孽報……又雜引佛典道經儒理,詳加解釋……顧什九以《感應篇》為歸宿,所謂‘要說佛說道說理學,先從因果說起,因果無憑,又從《金瓶梅》說起。’” “一部《金瓶梅》說了個色字,一部《續金瓶梅》說了個空字,乃自果報,轉入佛法”。當然,《續金瓶梅》的“所謂佛法,復甚不純,仍混儒道,與神魔小說作家意思無甚異”。魯迅看出了儒釋道“三教合一”對于中國通俗小說的深刻影響。《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集大成之作,其中貫穿始終的“空”“幻”實為佛家、道家思想的融匯,其續書也大多難逃“因果報應”之類佛學的影響,甚至連《聊齋志異》等擬唐小說的末流,如俞越的《耳郵》等也墮入因果報應之類的宿命。
 
  縱觀古代通俗文學,從六朝志怪、唐代之變文傳奇、宋元之戲曲話本到明清之章回小說,其發展都與佛學在中國的萌芽、發展、成熟、生根相輔相成。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標簽: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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